武汉这个城市因为历史悠久，一不小心就能找到秦砖汉瓦，让人产生浪漫和美丽的遐想。这是片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地方。可是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土壤不仅仅只是滋生浪漫和美丽，几千年的荆楚文化也给武汉人深深地打上烙印。在中国的历史上，地处黄河的中原文化一直以儒文化为正宗的。特别自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说，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说不在此内，这绝非偶然。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你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儒家的孔、孟，崇尚“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
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人的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也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再说，就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亢奋。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又自我认命的气质。而老庄学说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燥，不安和骚动，无论是个人的抑或社会的。处于正统边缘而非最主流的荆楚文化，在少了些约束和框框的同时，又多了些情绪上的浪漫和无奈。在我眼里，武汉人很象古琴台上的钟子期，那种情绪化的孤芳自赏，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可再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友情和理解。“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李白这句名言，更多地流露出楚人处于政治和地理边缘的冲动、无奈和颠狂。你看不起我，你不尊重我，我就敢看不起你，不尊重你，管你是皇帝老子，亲生爹娘，拔刀举剑，也不是什么做不得的事情。只要你尊重我，信任我，哪怕是异乡远客，甚至乱党贼子，我都会加倍尊重你，信任你。就会掏心掏肺对你好。
如果遇到了一个知音，那么这条性命也都是你的了。于是武汉成了一个绝好的政治大舞台，为各路英雄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所。曹操、孙权、刘备三方鼎峙决战；黄巢揭竿而起；陈友谅和朱元璋在此争天下；岳飞从这儿出发；太平军攻占武汉后扩军沿江而下；而不拘一格的张之洞督鄂一十八年……演绎的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这就提醒我，今天在武汉，在湖北，又将会处于历史风暴的中心，这既是我个人眼界大开的好时机，也是我事业发展的好时候。我应该更谨慎从事，深思一些平常人家想都不敢想的道理。这种局势，倒是收集情报的大好时机。我作为情报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手下的情报网迅速发展。当然，我们收集情报的重点还是在湖北新军内，宪兵队、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主要针对新军的官兵，特别是军官。
我在宪兵队、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有兼职，可以说，我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特殊人物，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一直在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安天心”的后代，我不能做有愧先人的事。在满汉两族进行殊死搏斗之际，我要把握好自己。我把钱慧的哥哥钱济仁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后来又去慈利把小舅舅的女婿袁东辉调来，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两个最可靠的人手。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明谈。在满汉两族进行生死对决的时刻，我们绝不会帮助那个腐败到骨子里的大清王朝。我把袁东辉安排在明处，让钱济仁躲在暗处。钱济仁和革命党人打交道，知晓他们的动向，但绝不出卖他们。这是我们的原则。
一是我们和他们没有深仇大恨，二是我们只是搜集情报动态，哪一方的情况我们都要知道。袁东辉则可以执行督练公所的任务，完成铁忠或者瑞大人给我的每一件差事。他的淳朴和善良，也让他有了不少朋友。所以，上下对我们很满意。钱济仁为人稳重，做事稳稳当当。他考虑问题很是细致，思路又是很清晰。他在军队中职务并不高，和下层官兵接触很多。他既参加了文学社，又参加了共进会。这在当时，又普遍又不普遍。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基本上是清一色是湖南人。而共进会呢，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文学社的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做了军官，自然心中看不起“泥腿子”士兵。争吵的事时常发生。
那些组织，结构并不严密，只不过人心思变，也没有人去出卖他们。有时在两个团体吵得昏天黑地时，钱济仁总是能置身于事外，到临了他来做和事佬，虽说有人说他原则性不强，倒也很好的掩护了他的实际身份，也让他在革命党人眼里被认为可靠的。这种身份使得他能得知十分准确的情报，尤其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行动和计划。但我也不曾因此有了内线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能瞒能拖的，尽量不去动这些党人。为的是既保护这些汉家精英，又不拖累钱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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