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X年，我三（顾城）
我一肚子的火。走到过道里，我踢了一脚那烧煤饼的炉子，那一壶正在吱吱叫着的水倾斜着跌到了地上，炉子差点没倒下来。我听到雷的妈妈在后面喊：喂，你神经正常吗？去看看病吧！
我就这样从这个确实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房间里走出来，穿过好象挺豪华的院子，走出大铁门，走到确实豪华的弄堂里。我了解过，这个长宁区少年宫的宫殿是汪精卫伪政权驻上海代表处的旧址，这条弄堂里十几栋别墅当年住的都是汪伪政权的大人物，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碧君，还有地位仅次于汪的周佛海，好象胡兰成也在这里住过。哼，了不起吗？住在一个宫殿（这句话到这里要停顿一下）里面的一个鸡窝里，还自以为了不起？
我就这样骂骂咧咧地走出了这条弄堂，当天就返回了北京。
还在火车上，我的怒火已经熄灭了。从怒火的灰烬里，原来的爱情之火重新燃了起来，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凶猛。
可是，由于雷的妈妈不认可我，不管是因为我没有工作，还是因为其它原因，比如我踢翻了那吱吱响的水壶，或者我不善言词，雷说，她不能在妈妈不同意的情况下跟我走进婚姻的殿堂。她说，她妈妈够苦的了，由于特殊原因，她被迫跟她爸爸离婚，一个人回到她出生的城市上海，一个人带大雷和电（我在雷的面前这样称她的弟弟，因为，既然一个是打雷，另一个就应该是闪电），她不能伤她妈妈的心。我很烦恼，却也无可奈何。
当然我们也经常见面。都是雷到北京来，从承德来。她爸爸被赶出了北京，在承德工作。我没有到承德去。说实在的，一方面是因为雷说了，她是跟了她妈妈的，连姓氏都跟了，她爸爸同意不同意不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我怕到她爸爸那里，我还会再踢翻什么。或者说，如果她爸爸也不接受我，那么，最后的路也断了。
雷能到北京来就好。她到北京来，就是我们的节日。我每次见到她，总觉得是她的生日。每次我都带她到北京饭店或者莫斯科餐厅或者其它高级的地方，去吃蛋糕喝咖啡。雷的性格真的特别好，我说什么她都不反驳。我说，今天庆祝你的生日。她就微笑。她就说：好的，算是我们共同的生日吧。下回她到北京来，我还是请她去吃蛋糕喝咖啡。她仍然微笑着。我说，今天还不是你的生日吗？她说：每次见到你都是我新的诞生，我的生日，对的，没错。我说：那你再告诉我一下你的生日。她说了，可我还是记不住。再下回，比如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里，她说：别记了，我的生日不重要。
可是，我的生日她却记得很牢，还有我们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一天。她到我家来，我问她我们到哪里去，她说：北京饭店，吃蛋糕。我说，：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她微笑着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再下回，她说：我们换个地方吧，吃一顿好的，饭后可以吃蛋糕喝咖啡，吃饭时喝一点葡萄酒。我高兴地说：太好了，今天我请客。她微笑着问我：为什么你请？我说：不是生日吗？她仍然微笑着，然后抱住了我，她说：大诗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日子。我说：是吗？那更应该是我请了。然后我抱紧了她，吻着。声明一下：我是吻着她的脸。
那天，在宣武门的马克西姆法国餐厅，我们吃了一顿在那里可以算得上奢侈的晚餐，而且是点着蜡烛的。她说这叫烛光晚餐。我说：我喜欢，就象安徒生童话里，在那些宫殿里，都是点着蜡烛的。她说：你今天应该给我画一幅画，画我。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认识纪念日，在我们认识的那天，你画了我周围所有的人，独独没有画我。我说：好的，没有问题。她说：还有你。我说：有我什么？她说：那天你也没有画你自己。我说：可是我没有带画夹。她说：这没有问题。她从包里掏出了纸和笔，而且是铅笔。我让她侧着脸。画好了她，我让她转过脸来，睁大眼睛看着我。我就看着她眼睛，寻找我。她真的把眼睛一直瞪得好大。她的眼睛本来就很大，那天特别的大。我看到蜡烛的火苗在她的大眼睛里一闪一闪的，有点诡异，一种诡异的美。
我觉得这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幅画。她向左侧着脸，我向右侧着脸，她的眼睛很大，我的眼睛也很大，我们俩的鼻子抵着鼻子，嘴对着嘴，我们的大眼睛里都有一根小蜡烛。看着这幅画，她难得地开怀地笑了。她开怀笑的声音真好听，就象人家说的，象银铃那样。
那天，我们俩第一次接了吻。在烛光中接吻，我觉得时间地点都对了。这是我们认识两周年的一天，两年来我们吻过，但一直都没有嘴对着嘴吻过。
我把这幅画带回了家去，第二天才送给她。她说：为什么我的脸是红的，你的脸是绿的？我说：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她又微笑了：我明白了，一个鲜红，一个淡绿。我说：淡绿的脸贴着鲜红的脸，我和她的脸就贴着了。我说：淡绿的嘴吻着鲜红的嘴，我和她的嘴就吻着了。我们吻了很久很久。然后我说：为什么你的舌头是甜的？她说：因为你的舌头是甜的。我说：没诗意。她又银铃般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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