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八年（720年）正月，宋璟、苏颋因推行新币，得罪了权臣被免去相位，宋璟以宰相待遇退休，苏颋出任礼部尚书。
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接替了他们。
源乾曜曾与姚崇同时为相，属谨小慎微型人格，讲传统、重操守、脾气好，施政较为宽和。他这种人一般不会做什么坏事，但也提不出多么高明的见解。
再次称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奏请玄宗把自己在长安任职的两个儿子，外调他地赴任。
可别小看这一做法，当时的长安在地位上比现在的北京还强，既是大唐国都，更是令万邦景仰的国际化大都市。不知有多少人千方百计的托门路想要调入朝中，而一旦达成所愿，没有谁愿意再离开这繁华所在。源乾曜能这么做，至少证明他不徇私情。
玄宗大大褒奖了源乾曜这种至公无私的精神，还下诏让文武百官学习效仿。有百余名官员在他的感召下，主动申请调往外地。
张嘉贞的成长经历与源乾曜不同，他做过监察御史、兵部员外郎，还长期在地方主政，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战略眼光。
开元五年（717年），他在并州长史任上，针对降唐的突厥九姓散居于太原以北，一旦反叛会严重危及京畿安全这一现实，主动奏请玄宗于并州境内屯驻重兵镇守，以备不虞。
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专门成立天兵军，编制八万人，让张嘉贞出任首任大使。
开元六年（718年），玄宗又把横野军从蔚州迁往山北，屯兵三万，用以监视和保护归附大唐的突厥各部。同时让拔曳固、同罗、霫、回纥四大部落酋长分别担任前、后、左、右讨击使，统归天兵军节度。有事作战，无事放牧。
与源乾曜的执政风格相比，他执法极为严格，为人又刚愎自用，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势，部众对他敬畏有加。
担任宰相后，他重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以及殿中监崔训四人，时常与他们商议政事。这四人在张嘉贞的加持下，颇有点牛哄哄的样子，时人戏称他们“令公四俊”，用现代语境来表达，就是“张宰相的四大干将”。
联想到前两任宰相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珽，可以大致看出玄宗配备宰相班子的思路，通常是一个作风强势、一个较为柔和，这样搭配起来既不容易闹矛盾，还可以互相制衡。源乾曜与张嘉贞的搭档，也是出于同一思路。
开元五年，后突厥可汗默啜意外被杀，许多部落因此脱离后突厥归顺大唐。随着年轻英武的毗伽可汗继任，这些部落又开始首鼠两端起来，一些部落相继叛唐，重新依附后突厥。
仆固、跌两个部落散居在中受降城（今内蒙包头一带）附近，朔方大使王晙担心他们勾结后突厥作乱。在奏请玄宗获准后，以宴请为名，将两个部落的酋长诱骗进城一举杀掉，又出兵剿灭了毫无防范的部落民众。
消息一经散播，拔曳固、同罗各部疑惧万分，担心遭到与他们一样的下场。时任天兵军节度使张说，仅带二十骑前往安抚。为了体现诚意，他甘冒风险与部落民众住在一起。
副使李宪派使者劝止，张说告诉使者：“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怕人吃；我的血也不是野马血，不怕人刺。危难时刻，才是我尽忠之时。”
张说的从容与镇定感化了各部，人心逐渐安定下来，恢复了原有秩序，危机由此化解。
张说自开元初年与姚崇争权败下阵来，贬为相州刺史。张嘉贞入朝为相，玄宗考虑他曾做过兵部侍郎，且能力出众，让他接替张嘉贞做了天兵军第二任节度使，这次因功再次进入玄宗视野。
开元九年（721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因土地兼并加剧，人口流失严重，影响了各地税收，提议开展全国人口、农田大普查，把流失户口与农田重新检录在册，作为今后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宰相源乾曜一向欣赏宇文融他的才干，同意并呈报了他的意见。
二月份，朝廷颁诏通告各地：“州县逃亡户口，准许百天内根据个人情况，或者归附原籍，或者编入当地户籍。过期不至者，全部发配边疆。有敢于包庇隐瞒的，一并治罪。”
为了督导各地抓好落实，朝廷成立专班，由宇文融带队，前往巡察逃亡户口及没有登记在册的农田。宇文融对待工作极其负责，短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着成效，玄宗升任他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受到激励的宇文融趁热打铁，奏请设置十名劝农判官兼御史，分头巡行天下。凡新编入籍的寄居户，可免六年赋税。
这项政策从设计本原上讲，同推行新币一样是件好事。但往下一落，就念成了歪经。十名劝农使贪图政绩，攀比着苛求地方；而州县为了迎合他们，一味烦劳百姓。
阳翟（今河南禹州境）县尉皇甫憬上疏讲了几句实话，玄宗不听，把他贬到了偏远的盈川（今浙江衢县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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