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回答。“一个艺术讲座。”
“鲁本斯。”我说。“《农神吞噬其子》。”
我大步走回桌子边。我陷入回忆时就会以这样的步子走。是八年前，讲的是早期巴洛克画派的代表画家鲁本斯。我试着想象讲台上那个老教授皱缩的面容，大厅里充斥着汗水气味的三角形与四方形空间，白色的座椅，然后我就想起了那个时候的Elina和苏桦。两个人的身影都细细长长的。我想起苏桦的死，一张纸条，放在他的桌子上，字是血字：有罪。
我说：“苏桦死了。”
“哦。”她的反应很淡漠。她发火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
“他确实死了，是我发现他的尸体，跪在地上，脑后中了一枪。他去过援交部，去找你。尸检报告称他的死亡时间在上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我是见过他，没错。”她叹了口气。“和平时一个样，带点郁郁寡欢的意思。他找我聊了会天，达达主义之类的——他那天请了假，后来又回了他那个哨站，也许是忘了什么东西吧。”她接着说：“你何必那么在意他呢？他算半个虚无主义者了，你看过那些阴郁的画，比我更了解他的想法。那天他还对我说活着和死去都很好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害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是好的。没准这正好遂了他的愿呢。”
“字条。”我说，“我发现他时他的办公桌上有张字条。写着有罪。这事搅的我睡不着，失眠。昨晚我没睡。”
“总归是要死的。你能查出什么来？也许什么都查不出来。不要忘了这里是基金会。”她以一种舌头舔着牙龈的腔调说。“不是第一次了，你记得你们那个哨站的前主管是怎么死的吧？最后不是什么结果都没有？或许他是死于某个丧心病狂的异常呢？我们只是区区三级研究员而已，能知道多少呢？而且，基金会老了。老了。基金会不是什么无所不能的组织了，不是咱们父辈口里的英雄形象了。既然死对于苏桦来说算不上什么——对他来说死的并不是他，而是整个世界——你何苦呢？”
我抿了抿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把杯子摁在桌上。
“我不知道。”
* * *
第二天早上我从沙发上爬起来时，险些被宿醉击倒在地。我靠在沙发上，透过窗玻璃眺望街口，看着一连串轿车呼啸而过，其间夹杂着公交车庞大笨重的身影，想起来三年前这个时候——八月——我在街上和苏桦一起骑自行车的情景，两个人因情绪激动和剧烈运动而满头大汗。其时Elina还不是我的女友，苏桦总向我提起达利、沃霍尔和汉密尔顿，声音忧郁而低沉。我又想起我们还在大学里的情景，我俩在课余时间绘制各种图画。他有各种各样的自画像，画中的他瘦削如竹节虫——后来大多数被苏桦一把火烧了。我现在还记得那自画像里死气沉沉的眼睛，和多年后他的死眼一个样。那双眼睛刻在我的脑海里。仿佛苏桦还在天上看着我，死楞楞的眼睛像两颗玻璃珠。
我曾经很喜欢画汽车，画素描或者在画布上对它们作各种变形。我喜欢它们几乎没什么区别又各不相同的样子，就像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我想。这些画被挂在墙上：我喜欢客人看见它们时，展现出的那种不懂装懂、自命不凡的神气；我欣赏他们不懂得欣赏却硬要装作行家品鉴画作的样子：有时大肆贬低有时却声称领悟了某种东西的样子。我也乐于在喝完好酒后再灌入劣质红酒拿去招待客人，微笑着看他们夸赞酒的醇厚。
Elina还没醒。我把那半瓶干邑揣在怀里，轻手轻脚地走出门去。绿色的门关上时发出“咔哒”一声响，我的心情变愉悦了。昨晚睡得很好。
离早高峰大约还有两个小时，私家车稀稀拉拉的，公交车则已经开始在市区穿梭。我穿过公园去等公交车，园里长着高大的樟树、整齐的铁树和蓬乱的柳树。喷泉在昨晚的狂欢后暂且歇息，池底不知怎么的掉着许多水枪，在朝阳照射下熠熠生辉。一个穿女装的男人坐在樟树下的椅子上。一个穿背心短裤的男人在遛一条拉布拉多。
车到了。
车上照旧坐着那个侏儒，如果你五点半每天乘二路车去上班，那么你肯定见过这个侏儒。他肤色黝黑，脸上长着短短的胡茬，看上去肮脏不堪。头大的与身体不成比例，并且鸡胸驼背，身高大约一米二，活像《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公交车过了四站，到了孔庙。那个侏儒站起来，裤腿肥大的工装裤和领口肮脏的条纹T恤一览无余，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前，按了下车铃。门开了，我跟着他走下去。
我还在想苏桦。假若他没有死的话，他看到这个侏儒，就可以当个拉斯科尼科夫，画出一幅《四九年圣母》来的1。
* * *
我受过许多厄运，幸而命大，得以存活至今。泰然自若地活着。想来这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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