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应夔丞，我见过。”插嘴说话的是黎得水，“此人不是那种街头巷尾游手好闲的地痞小流氓，人长得气度不凡，家有万贯，是帮会中的头面人物。现在有些报纸把他描写成是一个无懒，这也和事实不合。而且，他还做过孙的卫队长，是都督陈其美的心腹大将，除了担当国民共进会的会长，他还是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专门收集情报的。
我在上城时，他来找过我，要我参加湖的国民共进会，向我打听黎元洪的情况。那个时候，他就准备向黎元洪捅刀子。他不是一般的党人，是那些中坚分子。他本人说过，他是誓死跟随陈其美的，陈其美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他也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我是有一句说一句，我总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想，按理说应夔丞做的事一定和陈其美有关。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革命的，否则，应夔丞不会铤而走险，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邓兆麟继续说：“三个主要当事人，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离奇谋杀，洪述祖逃亡不知去向，应夔丞又在狡辩，指鹿为马，满口白牙，根本无法结案。”“因此，应夔丞矛头指向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指控；就是不当真，事实的真相也就此不会大白于天下。袁世凯在国人眼里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派；在1911年背叛了清廷；在1913年的今天，会不会又将背叛民国哪？他那种灵活机警，力图混合新旧事物和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作风，同样也在提醒人们：他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说他是杀害宋教仁的元凶，这完全可能。但是，如果陈其美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也共同参与了对宋教仁的谋杀，那末，这个结果会让国人不寒而栗：他们同样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也许，他们比袁世凯更可怕。”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大学士”郭林也开始了他的论述：回到正题上。宪法在我国，其实和在西方国家的作用不尽相同。在西方，宪法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我国，宪法更多地是为了唤起民族共识和防止重大失误的盾牌。但是不管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宪政都是国家政治精英们捷足先登的舞台，只不过，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人们还不熟悉，还不知晓，这就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就像古代国家行大事需要大祭一样，一部宪法也需要用血来祭。宋教仁的血就是宪法的先驱者。
清末，成千上万的立宪派进行了无数次的磕头，也没有磕出个所以然。但是民国后的今天，国家政治精英中最具影响力的，比较而言还是他们。他们又是民国经济最大的拥有者，决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出自于各自的利益上，部分接受了宋教仁政治理想，成功地上演了宪政的处女秀，在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击败了袁世凯的力量，预演了新的一幕。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又同时占据了各省地方上有利地位，把宪政向纵深推广。这是辛亥革命后，可喜的社会变化，他们对专制封闭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
然而，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却和旧社会联系最多，他们有的是地方士绅，有的就是旧官僚，他们对于国家的富强不抱奢望，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地方力量的增强。所以他们提出联省自治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的实权。他们和袁世凯是有矛盾的。国家政治精英们中第二种组成部分则是受新知识影响的成员：教师、律师、工程师、记者和新军人等。新式教育和出国留学考察、激进报刊书籍等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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