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派大声疾呼：“民贼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宁”，《民权报》的社评号召：“为保全民国战，为发挥民权战，为诛锄奸人战，为征伐叛逆战。”袁世凯哪，看来已决心与国人摊牌。为此谈判经年、屡经中辍的善后借款合同迅速签署。4月26日，袁世凯以办理辛亥革命以来裁军等“善后”为名，未经国会同意，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五厘，四七偿清。
合同是以盐税、海关税作为抵押的，因而合同附书有成立制造业，改良盐质条款，并且内中指定700万英镑做改良盐务的费用。盐务乃内政，它的落后和腐败到居然由外人提出改良，这在中国亦可称是史无前例了。袁世凯需要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面对咄咄逼人的孙文，他筹措借款有多种用途。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袁世凯和他所控制的舆论，首先发表文章，说宋教仁是别人所害，甚且指称是陈其美的杰作。是他们自己的内讧所致。针对陈其美领导的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一事，同时也传讯黄兴，说他是一系列暗杀的幕后策划者。这当然是袁世凯转移社会目标的阴谋。
兵戎相见已势所难免，“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此时此刻的黎元洪则摆出了调停者的架式，几次就宋教仁之案和善后借款问题通电全国。他在电文中称：“查宋案证据，为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洪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狡黠者流，希图功利，动或假一。要犯尚未确定，听法庭之制裁。”他看到凶手中有应夔丞，冷静地提出宋案要靠法律解决，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其实，他已经有了定论！
五月初，章太炎来到武，就是想要策动黎元洪出面竞选正式总统，以与袁世凯抗衡。不久，与南方联系密切的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也来到武，以调停为名，做争取黎元洪的工作。他们力劝黎元洪要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迷信袁世凯有什么能定大局的才略，出面竞选总统。否则就会南北分裂、兵连祸结。同期，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义上是了解江、安两个任都督的省份的动向，但黎元洪明白，哈汉章也同时负有监视他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小心谨慎。
黎元洪先后三次致电参众两院，称“沉机默运、智深勇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如果有人举他为总统，“在元洪为损友，在民国为罪人，”他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将解甲归田，长辞都市，担筇携屣，倘祥湖山，决不与人间之事。黎元洪再次表示了他不当总统的决心。在他看来，宋教仁死得不明不白，他决不想做第二个宋教仁。
政局又开始了震荡，一切都在日国人的意料之中。即使在偏远的山区，人们也开始惊慌，今天的普光寺座谈，就反映出国人的紧张和迷茫！在主持人简短的客套话以后，邓兆麟先开讲了：“黎元洪的态度，在今天是举足轻重的，章太炎、岑春煊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黎元洪这个人才德平庸，更让人们失望的是，他缺乏视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而且一事当先，只考虑自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黎元洪知道宋教仁在被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宋要把他举为总统，触到了袁世凯和某些人的忌讳之处。
袁世凯嫉恨宋教仁，那是谁都看得出的，谭人凤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正是这个宋教仁，袁世凯也曾诚心诚意聘请他出任内阁，可是宋教仁不干，他只想通过选举的方式当个堂堂正正的真人物。他从老家沙城沿江东下，途经武、安、上，再到杭、南，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宋教仁？”他这一问就点到了问题的本质。“现在多数的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认定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谁要说不同的意见，一定会全体共讨之。但还是有部分舆论说宋教仁是别人所害，甚至点名指称是陈其美。但是，舆论不能代替法律。三个主要当事人，一死，一逃，一狡辩，根本无法结案。
但尽管如此，我以为只要冷静下来，抽丝剥茧似透过表面现象，按着时间顺序再仔细推敲一下，有很多疑点可以深究的。宋教仁先生自上宁车站上车，要知这并非京师势力范围内，保卫车站的军警是他们管辖的，那天，整个车站无一军警站岗执勤，莫非他们事先就有安排。谁的安排？这是疑点一。
凶手武士英一共开了三枪，一枪击中宋教仁，两枪朝天。子弹有毒，可见事先严密策划过的。在宋教仁旁送行的是大名鼎鼎的黄兴，不向他开枪，只杀宋教仁，必杀宋教仁，可见凶手的目的明确，准备充分。这也暴露了凶手和幕后主使人的某些信息，不是吗？这是疑点二。
主要凶犯武士英前脚由洋人巡捕房解交给检察厅，后脚就被人在监狱看守所杀人灭口时，舆论一致指责是袁世凯故伎重演。不说这种说法缺乏证据，至少可以证明还有凶手在幕后。这是疑点三。
所获物证非常完整，而且唯一的人证应夔丞也死死咬住了京师。应该说，人证物证俱在。可正是过于完整，得来全不非功夫，所以我们要问个‘为什么’，特别是那个应夔丞，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他的口供已经完全会决定了宋案的走向，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人？这是疑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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