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货物装载好以后，黎慕军和朱芙蓉他们马上离开了汉。回程的路上，黎慕军再也无法保持往日的平静，满脸愁容，他的心绪坏到了极点。到了岳州，他再次去甘绩煦处。看得出，甘绩煦和他一样的沮丧，目光迟呆，脚步铁沉。分手时，两人默默无言，相视了很久，却全无往日那种兴奋和欢快。随后的路程中，黎慕军陆陆续续给朱芙蓉讲起了宋教仁、他和宋教仁的交往、宋教仁的大致情况和宋教仁在现时中国起着那种无人替拟的重要作用。黎慕军告诉朱芙蓉，湖北新军起义时，当时他在租界里保护着黎元洪的儿子。
在整个同盟会中，宋教仁是最为成熟的政治家。其它人只熟悉日国，也崇拜日国“全面西化”的神话。惟独他，对各国政治制度最有研究，而且他的政治敏感性最强。他认为当今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排满”和推翻清朝这上面，必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法制。宋教仁身上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那种温温雅雅并没有一丝的嚣张，却能让你细心聆听他娓娓动听的描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神奇能力。宋教仁能让你相信，只有这种民主的和关心尊重每一个人的制度才是最理想的，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
冲锋陷阵，首倡起义，当然会位居元勋；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也会给人痛快淋漓的英雄感觉。可是打打杀杀过后呢？我们抛弃了帝制以后，到底应该建成怎么样政体的国家？随着人类社会渐渐地成熟，国家权利中枢越来越起着有机地调节整个社会的合理生存和必要发展的功能。共同和谐，共同和平，共同和爱。尽可能地避免国家大规模范围的激烈冲突和动荡不安。即便当社会中不同团体、阶层、人群等之间产生根本利益冲突时，理性的国家机器应当妥善协调，把冲突部分降低到最小最小，避免那种同归于尽的疯狂。我们的国家如何建设，到底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富强？我们各族人民如何才能从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到底应该怎样才能达到所有民族，所有个人的共同富裕、和平康乐？
我们和各国的关系，特别是那两个对我国一直虎视眈眈的日和俄，到底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破坏旧秩序是解恨的，而建设新秩序呢，那将会是相当漫长而平淡，事实上，也更加重要。宋教仁在国体变更却还未最后定型之际，自觉地担负起了这种责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是在革命党领袖孙情绪化热衷于修建铁路，革命党人阵线又一次面临阵前缺帅的关键时刻，宋教仁自觉地担当起这付重任。
退出政治舞台，不是孙文的冲动和一时的奇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更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发展铁路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继续扫清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构筑自由、廉洁、高效和诚信的社会环境，给企业家、商人、科学家和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可以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大舞台，这才是好的政治家的天职。
对于袁世凯，全国人民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更难能可贵的是，宋教仁的言论并非针对袁世凯个人，他以为一个好的政体比个人的因素更为重要。当前民国最最需要的是一个与历史上帝王专制迥然不同的全新的、民主的、共和的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总统也好，总理也好，或者叫其它任何名称，都只是为民众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为了给这个全新的、民主的、共和的体制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他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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