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经过洞庭湖后，又一次到了澧州。郭林带了几个人上岸去了，大半天功夫后，一些农夫挑了几担蔬菜、鱼肉上船来。添加了食物后，船队继续向澧水上游前进。黎慕军又回到拖轮上。看着郭林那副兴奋的样子，黎慕军知道，郭林这次一定是诸事顺利。郭林首先叙述了这次回澧州的感受。澧州的变化真大，很大。翊武桥、翊武门、翊武街，连以前他和蒋翊武一起读书的澧兰书屋（私塾）也改称为翊武高等小学。
到处是纪念蒋翊武的痕迹，看来地方上对除了蒋翊武这样的大英雄很是骄傲，也很当回事。这是澧州好的传统和好的风气，也是革命的好基础。郭林去了蒋翊武家，他家豆油皮店也红火多了。店的门面又添了三间，除了当地百姓都来光顾，还有官府的人来周济。郭林见到蒋翊武父亲蒋兴发，蒋翊武的妻子徐玉珍等人，把蒋翊武托他带的家信给他们。蒋翊武的家人好心挽留郭林吃饭，可是，郭林还有许多急事要办，便匆匆告别。
澧州只有唯一的一条正街，州府也好县衙也好，都在这条街顶端上。守备司令部也在这条街上。岳州、常德、澧州三府自清朝起为岳常澧道。民国元年，澧州府将改为澧州行政厅。郭林找到任振山，把蒋翊武的亲笔信给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沅水、澧水流域涌现出了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胡瑛、孙道仁、唐牺支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形成了独特的沅澧流域人才群现象。
这个群体的出现，得益于湖湘文化的熏陶、得益于斗争的锻炼、得益于学生运动的思想启蒙、得益于核心人才的引领和首义等革命实践的洗礼。任振山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他不在乎当官，他的任务就是牢牢抓住地方上的革命武装力量。任振山看了蒋翊武给他的信后，马上把一份盖有澧州行政厅大印的行文给郭林，让船队自行填写。
俩人依依不舍得告别。新旧交替的时代，湖南的沅水、澧水流域如同几千年文明，带着淡淡的新旧交替的斑斓，渗透了强烈的革命精神。船队在过慈利时遇到一些麻烦。慈利设有关卡，就是针对进入大庸等湘西地区的货队，专门检查和收税。要到澧州、常德，不论是陆路还是水路，慈利都是必经之地。慈利水上稽查队姚队长，是杨耀宗的姐夫，每次都不太会为难船队他们。可这次，杨耀宗不在船上，他的儿子们也不在船上，只有他的外甥秦永顺在船上。每次，只要稍微给水上稽查队一些好处，船队马上就可以通行。
可是这次，水上稽查队长姚队长面有难色地对秦永顺说，今天是县里的闵、崔大两位税务官大人亲自查岗，他也没有办法。慈利收税分水陆两路，陆路的税官姓崔，水路的税官姓闵，从来都是互不相干的。今天管陆路的崔大人插手进来，看来是摆出了一副敲竹杠的架势。郭林、秦永顺和姚队长纠缠许久，还是没有办法，只能公事公办。船队有通行湘鄂两省各地的新的“盐引票”，因此不能算是“私盐”，在湖北地界通行绝无问题。但是，到了湖南，由于距离汉口远了，每过一县，盐价每斤加二厘；而过了湖南，每过一县，盐价每斤加四厘。这些船队都做到了。
问题是到了眼下民国，各地大小势力烽起，湖南湖北各自有自己的政府，所以在澧州地盘上还要交当地自己订的什么“费”，查验当地发行的什么“证”。当然，主要还是看来头。因为“盐商”们都不是吃素的，关键是谁的路道粗，谁会做人，谁的关系方方面面都到位，说到底，谁舍得花费。当郭林把盖着澧州行政厅大印的行文也拿出来时，闵、崔两位税务官互相看看，傻了眼了。这一招，出乎他俩的意外。知道不能来横的了。原本以为湖北来的船队不懂得此中的道道，想不到他们居然连澧州府也能打点得到家，那绝不能造次，免得自行麻烦。
但是，就这样看着船队堂而皇之地带着白花花的盐，进入山区，赚着大把大把的银子，也就是看着大把白花花的银子从自己身边溜过，总有点心有不甘吧。两位大人对着姚队长嘀咕了几句，姚队长上前对郭林、秦永顺说：“两位大人说了，他们想让人和澧州通上电话，联系一下，核实一下就马上放行。
”郭林会意地说：“自家人，何必如此认真。这里是些小意思，黎先生让我请弟兄们喝点茶。千万别推脱。”边说边拿了两张银票塞到姚队长手里，一张是5000两，一张是500两。姚队长一看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嘴里却说：“又让黎先生破费了，我代弟兄们谢过啦！”说着，姚队长把一张500两的银票塞进自己的兜里，然后走向闵、崔两位税务官，把一张5000两的银票递了上去。两位税务官看了看银票都傻了眼。乖乖，出手好阔绰啊！不一会儿，姚队长满面春风地走到郭林和秦永顺跟前，对他们说，两位大人一定要会会黎慕军，已经在城里备好酒席，请黎先生务必赏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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